司鑫茹正在接待提起诉前保全申请人。见习记者 刘少珠 摄
３月１日上午，司鑫茹正在城郊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忙碌。今年１月，她从之前工作的旅游审判庭到立案庭。每天，有很多人来这里，他们准备通过诉讼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旁边的审判大楼有案件正在开庭，执行局的法官已早早出发……
不同忙碌模式间的切换
当天上午，城郊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键盘敲击声、打印机滴滴声此起彼伏，干警们娴熟地将案件信息一一录上网。
在诉讼服务中心，有一间不到１０平方米的办公室，桌上摆放着一摞摞案件卷宗。立案庭法官司鑫茹在这儿办公，她正在等待前来做“支付令”笔录的当事人，然而等来的却是当事人的女儿。
“请问今天当事人怎么没有来做‘支付令’笔录？”“我妈妈类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住院了，过几天出院才能来，我先过来了解情况。”
原来，陈某向法院申请“支付令”，法院经审查后发出“支付令”，限龙某在１５日内给付陈某１７万余元。但龙某认为债务并非真实借款，对债务有异议，并提交书面异议。
“做笔录其实是为了审查异议主张是否成立，若异议成立，‘支付令’自行失效……”司鑫茹花２０分钟解释“支付令”相关法律规定，直到龙某的女儿清楚明白。
１０时许，５４岁的庄女士将一份强制执行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裁判文书复印件递给司鑫茹，脸上露出焦虑神情。庄女士原在某公司从事保洁员领班一职，该公司拖欠其八千余元工资。经司鑫茹诉前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即该公司在２月１０日前一次性向庄女士付清劳动报酬，但是现在仍未还清欠薪。“阿姨，您先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就走强制执行程序。”司鑫茹一边安抚当事人的情绪，一边审查申请强制执行的材料。
与法院很多女法官一样，司鑫茹兼具“法官”与“妈妈”的双重身份，每天都在刚性与柔性之间相互切换。在旅游审判庭时，每年“五一”“十一”和春节等长假期间，参加旅游巡回法庭值班都是她和同事们的固定日程安排。到立案庭后，每天的工作只是从一种忙碌模式转换为另一种忙碌模式而已，工作量依然繁重。开庭，接待当事人，诉前调解……这些繁琐的工作，填充了司鑫茹一天的工作时间。有时案件积压较多，晚上加班写判决书就成了家常便饭，常常不知不觉就写到深夜。
一份密集的工作日程表
在立案庭接待当事人的同时，黄立平和城郊法院执行局的同事已从红沙出发，赶往金鸡岭街附近。
沿着一条巷子走了好一会儿，黄立平和同事们来到一栋三层楼房前。黄立平向主人说明了来意，房主站在大门口和他谈起自己的看法，还不时从房内拿出一份份文字材料。黄立平一边回答着对方的问题，一边将城郊法院的公告张贴在墙上。公告显示，涉案房屋将要被拆除，如果当事人在期限内不自行拆除的话，法院将强制执行。房主显然对拆除房屋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诉讼程序已经到了执行阶段。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尽管房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依法执行生效判决是黄立平的职责所在。
类似的场景，他早已不是第一次经历。从２００８年至今，黄立平在城郊法院执行局工作了近十年。在此之前，他在该院刑事审判庭同样干了十年。２０１７年，城郊法院执行案件收案５７９６件，结案５５０６件，其中黄立平执结案件５９１件。
并不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样，黄立平他们执行的都是自己所在法院的判决。完成了上午的第一项任务，黄立平和同事来到银行，随身携带着一叠法律文书，其中两份是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一宗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当事人在三亚一家银行开设有账户，当地法院委托城郊法院执行。坐在柜台前，黄立平将证件和法律文书交给银行工作人员，审核、查询，结果发现被执行人的账户只有４４０元，而该案中其应偿还的借款是三万多。“如果再早一点发通知书可能会好一些。”看到这一结果，黄立平和同行的法官说，法律文书从省外寄到三亚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当事人可能会转移或支出账户上的钱。
整个上午，黄立平和同事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手头上需要处理的任务还有不少，他时常在看时间，计算着什么时候能赶到下一个地点。
扣划存款后，黄立平急着赶往大东海派出所，要去找一个数年前的案件卷宗，查询一宗案件当事人的情况。时间已经是１１点多，处理完这项工作，接下来还要去参加一宗案件的强制执行。
下午６点，很多人已到了下班时间。黄立平正在法院接待一位来访群众。３月２日是元宵佳节，黄立平的日程和前一天一样，排得满满的：去我市一个部门沟通案件情况；有两宗案件款项冻结，需要去银行扣划，然后通知案件当事人来办理领款手续；办理一宗保全股权案件……
（三亚日报 见习记者 刘少珠 记者 张雪锋）